于2006年将《小英雄雨来》的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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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往讀者閱讀的規整乾凈的印刷文字不同,展覽中不少手稿都是發表前的原貌,上面改改劃劃,既有作者本人的修改痕跡,也有合作者或編輯修改的;既有在稿紙上修改的,也有在清樣或印刷本上修改的,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駐足《李自成》手稿前觀覽,“李自成進北京”的標題下,第一章第一節“李自成駐蹕阜成門外”正文中,有多處修改,“申時剛過”被改為“剛交申時不久”,“有泉水、池沼的地方”在“的”字前增加了“和清溪奔流”,反映出作者姚雪垠在文字細微之處的講究。《小兵張嘎》手稿則改動不多,厚厚的一沓8開稿紙上,作者徐光耀深藍色的鋼筆字跡規規整整,賞心悅目。《清江壯歌》是馬識途上世紀60年代初根據親身經歷創作的一部反映上世紀40年代清江地區驚心動魄地下鬥爭的小說,與百歲老人馬識途今天的書法相比較,可以看出作者書寫演變的軌跡。

《保衛延安》《三家巷》《紅岩》《青春之歌》……這些耳熟能詳的紅色經典陪伴著新中國一代代人成長,其塑造的周大勇、王老虎、江姐、許雲峰、林道靜等更是膾炙人口的人物形象。除了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外,反映農村社會主義改造與新中國工業建設的《創業史》《玉門詩抄》等作品也用文學的筆法描繪出時代生活的主潮,為我們認識歷史提供了鮮活樣本。

“這次展出的紅色經典手稿有些是作者本人捐贈的,比如《清江壯歌》《上海的早晨》等;有些是出版社捐贈的,比如《玉門詩抄》等;有些是作家親屬捐贈的,比如《小英雄雨來》《李自成》第四、五捲等。不管捐贈者是誰,文學館、博物館等專業收藏機構無疑是手稿最好的歸宿。”慕津峰說。

《紅岩》手稿。胡 銳攝

在讀者尋常可見的印刷本之外,飽含作者體溫與編輯心血的紅色經典手稿也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揭開了神秘面紗。讓我們一同走進《初心與手跡——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紅色經典手稿大展》,一睹作家手跡。

近距離感受創作過程步入中國現代文學館A座一層展廳,迎面紅色背景牆好似一本紅色經典的圖書封面,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圖標和“初心與手跡——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紅色經典手稿大展”展名赫然在上,背景牆左側由上而下垂掛的黃色紙帶好似這本“書”的腰封,上面寫著本次辦展的初衷與展覽基本情況。

由於當地保管展示條件有限,為了讓這部珍貴的手稿得到更好的保護利用,管樺夫人李婉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於2006年將《小英雄雨來》的手稿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在捐贈儀式上,李婉表示:“雖說這些手稿字畫能賣不少錢,但我們從來沒有這麼做。我們知道管樺心裡想的是什麼。”

除了修改痕跡外,《李雙雙小傳》手稿第一頁還保留了一張珍貴的“雜誌發稿簽”,上有“人民文學1960年第3期第18篇”“大題橫排頭長字占15行”“正文橫排老五號字”等內容,並標註了每面排幾行、分幾欄等信息,為我們直觀瞭解鉛與火的印刷時代雜誌的出版流程提供了樣本。

1947年,解放戰爭中著名的延安保衛戰打響,新華社戰地記者杜鵬程被派到前線,輾轉在西北戰場,後來創作出當代文學史上大規模正面描寫解放戰爭的力作——《保衛延安》。在戰爭中,他積累了近百萬字的報告文學書稿,又歷時4年反覆修改才出版,出版後又修改過3次,已知的修改過程有16稿之多。上世紀90年代初,杜鵬程夫人通過舒乙將這部凝結著作者無數心血的珍貴手稿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能從手稿中解讀出的信息還有很多。“通過研究館藏的《青春之歌》手稿,我們發現林道靜頹廢、猶疑、壓抑、痛苦的‘負情感’在出版之後弱化了,革命意識更加堅定。這反映出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創作變化和當時的文學和歷史思潮。”中國現代文學館副研究員張元珂介紹說,“《紅岩》手稿是典型的集體創作,上面的筆跡很多,經過一遍一遍的修改,渣滓洞看守所中國民黨反動派的殘忍和陰暗更加突出,江姐的英雄形象更加高大,典型化的文學手法盡顯。”

如果說《小英雄雨來》的捐贈故事充滿溫情,那《保衛延安》的捐贈故事可謂“厚重”——這部手稿足足有兩尺多高、十幾斤重,其創作過程也充滿傳奇色彩。

捐贈故事感人至深機智敏捷、威武不屈的雨來是不少人童年時代心目中的小英雄,有關他的發生在晉察冀邊區的抗戰故事與作者管樺童年生活經歷密切相關。管樺從小聽聞當地抗日兒童團團長帶領一群天真無邪的兒童站崗放哨、給八路軍送雞毛信、上樹瞭望敵情的故事,將這些故事藝術加工後成為家喻戶曉的文學名篇《小英雄雨來》。管樺生前將這部作品的手稿本捐贈給家鄉河北豐潤還鄉河畔的管樺陳列館和雨來紀念園。

“為了發揮我們的館藏優勢,從去年開始我們就計劃舉辦一個以紅色經典手稿為主題的展覽。最初選擇了100部手稿,後來經過精挑細選確定了21部。我們選擇的標準是具有重要的文學史價值、歷史價值,又影響了一代代讀者的紅色經典手稿,其中不少是自中國現代文學館1985年成立以來首次與讀者見面。”中國現代文學館保管收藏部副主任慕津峰介紹說。

“很多名人家屬不把作家手稿視為自己的私產,而是當作國家和民族文化記憶的一部分。沒有他們的慷慨捐贈,很多手稿可能會淹沒在市場中被個人收藏,這將給學術研究和文化展示帶來很多不便。”慕津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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